次贷危机已经成为19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来最大的经济金融危机，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如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我国可望较为显著地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为此而承担一定的压力、付出一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我们需要铭记，一个孤立国所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仅仅是绝对增长速度，但在国际体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一个国家要追求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充当世界苦力，还是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取得合理的份额。一个大国在成长的进程中要善于抓住动荡和灾难的机遇，面对动荡，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但是也只有动荡才能让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强者并不担心本国受到冲击，在全球普遍萧条时甚至不怕本国经济绝对规模有所下降，只要本国下降得比竞争对手少，那么本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来的复苏中就能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来可以赢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过是一种投资。

    面对次贷危机，无论是应对，还是利用，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的目标。面对任何重大事变，我们的努力都应当指向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的一系列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我们有哪些选择。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目标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如下：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削弱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保证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最低目标。

    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等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危机冲击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大国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让我们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力，包括巩固、增强本国在周边国家／地区和其它重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围绕第一个层次目标所作的努力，从增强出口激励措施力度，到刺激国内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了，需要做的是及时出台措施并落实。

    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利用危机冲击部分外资企业总部之机，有选择地以合理条件回购国内外企，既削弱、化解外资企业危机对国内银行信贷、供货商应收账款、就业等方面的冲击，更推动打破外资垄断局面，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减轻国家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压力，同时为国内大量剩余资本开辟符合国家公利的投资渠道。当然，我们回购国内外资企业应当有所选择。其它条件相同，应当优先回购面向国内市场的外企，面向海外市场的外企次之；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优先回购，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外企次之。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收购就只不过是购买了一堆废铁，而掌握国内销售网络显然比掌握海外销售网络更容易。回购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可以取得至少部分我们尚不具备的技术，增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行业进入门槛较低，也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技术。

    在第三层次上，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条件作为交换，换取我们以适当的形式、规模参与西方金融救援，这也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外需不至于急剧萎缩。交换的条件应当是横跨政治、经济等方面，其中，在经济方面，可供选择的条件包括要求对方保证对中国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权利(从而为中国投资的增长开辟道路)，减少、停止对中国与第三国经贸关系的干扰，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话语权力，在多边贸易和金融谈判中接受中国主张，等等。

    任何危机都意味着既有经济政治秩序重新洗牌，都意味着新兴大国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机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衰弱和动乱为日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不久之前还是欧洲经济殖民地的美国跃居欧洲债主；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令不久之前还是一个贫困落后、大多数国民都是文盲的苏联迅速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统治世界的地位，美苏两霸取而代之；……有鉴于此，只要领导坚强，目标明确适当，行动及时有力，中国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