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次贷危机及此危机导致的国际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的冲击,受国内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处于下滑期。财政收入最能说明问题:财政部20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还有33.3%,第三季度却仅有10.5%,且7、8、9三个月增速呈逐月回落态势,增速分别为16.5%、10.1%、3.1%。另外一个指标更为触目惊心:央行公布的数字称,2008年前9个月,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达56.5%。据此,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形,政府各个部门开始频繁推出各项宏观政策。首先,过去半个月,央行两次调整货币政策,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财政政策方面,10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10月22日晚,财政部宣布了房市税费政策调整方案。

　　另有消息称,财政部9月初提交的千亿元减税规模的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减税规模保底为1500亿元,有望达到2000亿元,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如此频密,为多年来所罕见。此景显示,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下滑趋势之严重性。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态中,经济问题具有极大的外部性,稍微严重一些的经济衰退将会引发社会危机。因而,当机立断,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就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各类政策出台的方式似乎存在某种问题。首先是政出多门,政策缺乏足够连贯性。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分头出台政策,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同时出台政策。后一点,在房市表现得最为明显,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出台了拯救房市的措施,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否与此存在重叠?

　　可以预料,经济下滑的趋势将在各个领域陆续表现出来,并且波及社会领域。比如,企业倒闭、失业问题将会趋向严重。这个时候,政策之间的连贯性就十分重要。比如:一方面,财政收入已经在下滑,政府为刺激生产又准备出台减税措施；另一方面,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救助失业者。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如何权衡取舍,需要打破决策部门化格局,以一种合理、有效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这种决策程序可以使政府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并作出最不坏的政策安排。

　　其次,目前各类政策的出台缺乏与民意的良性对话。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科学依据,但更需要民意支持。否则,政府本来用于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很可能被民众误解为照顾某些利益集团的措施。

　　政府拯救房市的措施就遭遇了这种尴尬。对于地方政府出台的拯救房市的措施,普通民众多数表示反对。有网站调查显示,参与表态的近20万网友,84.74%的人反对房地产救市。这种民意可能不是十分理性,表达这些意见的民众可能未能充分理解在目前经济情势下阻止房市衰退的经济与社会意义。但无论如何,政府不能无视民众的意见。在制定任何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政府应当面向民众,对于民众表达的也许缺乏科学依据的意见,政府也应当作出回应,向民众阐明道理。假如政府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民众是可以接受政府救市举措的。假如政府漠视民众意见,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当性就会大打折扣。

　　最后一点,目前的宏观政策缺乏足够远见。中国的经济情势与美国、欧洲大不相同。中国仍然处于转型过程当中,目前的经济下滑趋势,既有外部冲击因素,也有内在的宏观周期性因素,同时也有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因而,宏观政策既要考虑稳定宏观经济,同时也要考虑推动体制转型。如果只考虑眼前的稳定问题,而忽视转型问题,则将为未来留下后患。从这个角度看,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未必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因为这让本已开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逆转。财政部拟议中的减税方案则较为可取,因为它是以税制改革的方式实现减税,在减税的同时,推动整个税制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

　　总之,治大国若烹小鲜,应对经济下滑危机亦复如是。政府需要通过恰当的决策程序,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寻找更有连贯性的方案:既能协调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又能协调各部门政策,并通过宏观政策推进结构调整与制度改进。